[摘要] 今年3月20日，柳州市柳南区对该区渡口村一栋高达6层、违法建筑面积达4200平方米大型违章建筑进行拆除，这栋楼也是村委实施建设，投资达270多万元。
后期治理须多管齐下
违法建筑是许多城市的顽疾。据了解，广州市目前有违法建筑面积接近1亿平方米，数量庞大，清拆速度赶不上违建速度；今年以来，广西柳州市采取“风暴行动”强力拆除违法建筑，目前已拆除了120多万平方米，但估计违法建筑还有约200多万平方米。
由于违法建筑泛滥，缺乏有效监管，既带来建筑安全、消防安全隐患，又扰乱城市规划、建设秩序，更损害社会公平、破坏城市形象。城市疯狂“种房”的背后固然是利益驱动，但与此同时，查处违法建筑执法周期长、违法成本低、城市违法建筑存量大也是监管查处难的重要原因。
“从发现违法建筑到进入强制拆除程序，最快也要4个月左右，这么长时间一些违法建筑早就封顶完工了。”左崖说。据了解，按照《行政强制法》规定，对违法建筑实施强制拆除行动要等到当事人法定起诉期(3个月)届满后才能进行。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查处时间跨度太长，经常出现程序走到一半，违法建筑却已经建好了的尴尬局面。目前，柳州市创新执法程序，对发现的违法建筑立即实施查封，取得了一定效果。
“按照刑事案件立案标准，违法金额达到50万元以上，占用农保地5亩或占用集体土地10亩以上，才能对违法当事人进行逮捕。”彭平义说，违法建筑是多数人一起建设，分摊下来很难达到立案标准，使得违建者有恃无恐。
根据《城乡规划法》及相关规定，对违法建设者罚款只是违法成本的5%至10%，而未对执行费用承担问题进行明确，拆违费用只能由政府承担，使得拆违成本高。违法建筑被拆除后，除了损失点建房材料费外，没有其他损失，对违建者利益触动不大。
除此之外，部分行政村村民委员会参与违法建设，用“分红”捆绑村民利益，导致违法建筑有恃无恐；目前新农村建设规划较少而且慢，需要建房住的农民较多，城中村建房手续又难以办理，造成农民无证建房行为增加。
一位地方干部透露，有的地方为实施重点项目，“超常规”推进拆迁工作，对违法建筑也给予补偿，刺激了“种房产业”滋长。还有些官员拆违决心不够大，总担心影响稳定，因而对违法建筑采取“怀柔”态度，想将“麻烦”留给继任者，也是违法建筑打击难的重要原因。
在南宁裕宾路北端，一年时间内，有三栋民房楼先后加建了二层半到三层。期间不断有微博网友连续发帖反映这一问题，却一直无执法部门介入。直到3栋“楼加加”全部建成并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后，当地才出动1200人的执法队伍强制拆除。原计划历时三天拆完，不料拆除难度太大，耗时一周才拆完。2011年，记者在对广西贵港市耸立于闹市区近三年的违法建筑进行调查时，当地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给出的解释竟是“未接到群众举报”。
基层干部建议，应缩短查处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定时限、加大对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惩处力度、从法律上规定违法建设者应承担强制拆除费用，从而提高查处违法建筑的效率、增大违法建设的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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