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在2013年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领域改革更多是框架性、方向性和引导性决定，不一定会有非常具体的金融改革方案。金融改革下一步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张承惠在2013年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对金融领域改革更多是框架性、方向性和引导性决定，不一定会有非常具体的金融改革方案。金融改革下一步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
张承惠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社会上普遍对会议所推出的改革方案比较期待。最近网络对国研中心发布的报告比较关注，其实这个报告去年就开始做了，而且也不是最近出来的报告。实际上国研中心目前正在和世界银行展开一个未来五年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的研究，目前已进入收官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国研中心首次向社会公开了其为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报告强调，新一轮改革目标是建立富有活力、创新导向、包容有序、法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措施是推动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的“三位一体”改革。
报告认为，“三位一体”改革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此必须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
针对金融体系改革，张承惠指出，三中全会对金融领域更多是框架性、方向性和引导性决定，不一定会有非常具体的金融改革方案，因为很多具体改革方案和操作细节，不可能在全会上说详细。所以关于金融改革下一步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
张承惠指出，下一步金融改革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是金融改革的框架和方案设计由谁协调问题。目前的“一行三会”联席会议制度不是决策机制，只是一个沟通机制，相对比较松散，没有明确的责任约束。
第二个问题是在金融转型和金融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金融改革一定是有成本的，而且成本可能还比较大。比如说，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受到冲击的会是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调研发现，中小银行特别是农村的金融机构，应对利率市场化可能带来的冲击，还要进一步加强。
第三个问题是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方面应该如何分工；第四个问题是怎样提升金融机构效率；第五个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政府在金融业发展方面应发挥何种职能？怎样监管市场和监管金融体系？将来政府和市场应该怎样妥善定位，又怎样来调整监管模式、监管理念、监管技术和监管工具？这都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
户籍改革难度大不能“一刀切”
现行户籍制度广受诟病，这一和计划经济同时建立起来的制度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人为分割，使得数亿务工农民不能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户籍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启动这项改革，与之相关的农民工市民化、农村土地流转等改革都无法启动，因此改革非常紧迫。
汪玉凯认为，户籍制度改革遇到的难题之一是，由于地域差异大，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开放户籍，可能会增加城市负担。因此户籍改革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城市规模和综合承受能力进行调整。此外，户籍改革并非只是简单落实城市户口问题，要考虑到就业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今年6月在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做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将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
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审批改革不是追求单纯减量
自2001年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至今，国务院已经分八批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630项，占原有总数的70%多。但各级政府依然“管”得太多，过多行政审批项目造成行政效率严重低下、机构臃肿和腐败滋生。
目前中央政府层面的行政审批项目仍有1700多项，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项目则多达1.7万项。有人认为，目前剩下的审批项目都是含金量较高的“难啃的骨头”，改革越往后进行难度越大。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由于“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现象的存在，取消一些行政审批项目会影响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会遇到很大阻力。
竹立家认为，推进行政审批改革不是追求单纯的数量削减。要警惕一些行政审批被取消后换了“马甲”再登场，要削减的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带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要推进行政审批改革，需要公开透明，把审批项目信息公布出来，同时要建立监督机制，鼓励民众参与。
收入分配改革
通过制度建设解决“灰色收入”
中国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正在急剧拉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74，已经越过0.4这一代表贫富两极分化较大的警戒线。在各界呼吁对此改革多年之后，今年5月国务院提到要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但并未明确具体的时间表。
城乡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改革中的焦点问题。中国收入分配研究中心今年4月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有将近一半来自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这需要深化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认为，收入分配不公的突出问题还包括灰色收入和非规范收入等。例如通过贪腐、偷税漏税等获得的不合法收入，一些国有企业以各种名目发放的福利补贴等隐性收入等。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很难对此进行改变。要通过制度建设消除获得不合理收入的环境和条件，打击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
财税体制改革
约束“三公”重修《预算法》
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省级“三公”公开、房产税试点扩容、中央摸底地方债、营改增全面启动……自年初以来的一系列动作表明，财税体制改革正处于进行时。
昨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财税体制改革目前仍有很多待攻克的难点。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提出，各省(区、市)政府要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但有媒体统计，多个省市尚未公布，且口径不一。韦森表示，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应该对全部政府性收入实行统一、完整、全面、规范的预决算管理，尽量消除“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在预算公开时只公开自己想公开的内容，这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不够。”对于未来的改革路径，韦森认为，可以加强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并重新起草和制定与之相匹配的带有现代预算民主精神的《预算法》。
中央全面摸底地方债，令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韦森认为，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如何完善分税制，将成为今后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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