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包普通的榨菜，也可以当做衡量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近日，有报道称，发改委提出以“榨菜指数”看流动人口的迁徙变化。随后发改委对此予以了否认，但“榨菜指数”这一概念仍引发了关注。
一包普通的榨菜，也可以当做衡量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
近日，有报道称，发改委提出以“榨菜指数”看流动人口的迁徙变化。随后发改委对此予以了否认，但“榨菜指数”这一概念仍引发了关注。
作为一种低价消费品，榨菜被认为是“作为流动人口主体的农民工”主要的消费对象。
“榨菜指数”则是根据畅销的涪陵榨菜在各地区近年来销量的变化情况，推断出中国人口流动的趋势。
数据显示，2007年以来，涪陵榨菜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的销售业绩呈现出一边回落和一边提升的态势，这被认为是预示着规模庞大的农民工正在从长三角、珠三角撤离，向中西部地区反向回流。
将榨菜消费数据作为衡量流动人口转移指标，这种方法是否靠谱？
新京报记者发现，早在今年4月，经济学家巴曙松就曾提出用“榨菜指数”看农民工回流和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观点。
“榨菜理论”引热议
8月10日，《经济观察报》报道称，发改委的官员提出以“榨菜指数”观测流动人口的变迁，其依据对畅销的涪陵榨菜这几年在各地区销售份额变化情况，推断人口流动趋势。
该报道称，通常情况下，城市常住人口对于方便面、榨菜、火腿肠等方便食品的消费量，基本上是个定量。其销量的变化，主要由流动人口造成。
但作为国内榨菜生产商的涪陵榨菜，其华南地区近年的市场销售额占比却大幅下滑。从2007年的占比近50%一路下滑至2011年的29.99%。从占半壁江山滑落到30%以下。
涪陵榨菜销量上的变化，被认为是近年来华南地区人口流出速度逐步加快的表现。
报道一经刊出，迅速引发热议。有人认为，“不够严谨，也不科学”；也有人表示，发改委的官员善于动脑筋，该方法“接地气”；甚至有人认为，“榨菜指数”更能说明问题。
8月16日，发改委表示，榨菜指数不是国家发改委提出的。
涪陵榨菜广东销售占比大幅下滑
在舆论热议“榨菜指数”的同时，重庆涪陵榨菜集团，被推进公众的视线内。
资料显示，目前该公司榨菜产品年产量为10万吨，在设有9大销售区域，是国内榨菜产品的龙头企业。
其中，包括广东在内的华南地区，一直是该公司产品的销售重点区域。
然而，近年来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的销售额占比却呈现逐年下滑的态势。
据报道，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的销售额占其销售额的比例，2007年时约为49%。此后该比例逐年下滑，到2011年已下滑至29.99%。
涪陵榨菜上市以来的财报显示，从2010年到2012年，该公司在华南地区销售份额占比下滑的同时，代表中西部销售区域的华中、西北地区的销售份额则出现增长态势。
其中华中地区从8%涨至10.57%；西北区域从9.2%升到11.8%；而中原地区则从8.2%增长到10.1%。
从销售增长率来看，从2010年到2012年期间，华中、西北、中原三区的销售业绩分别增长67.4%、65.2%和56.8%，而同期华南地区的增速仅为8.82%，在9大销售区域内列倒数位。
8月20日，涪陵榨菜证券事务办的相关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广东为代表的华南地区一直是成熟市场，目前的销售状况相对趋稳，而其他地区的需求增长过快，导致其近年销售额占比大幅度下滑。
“销售额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流动人口的回潮应该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该人士表示。
“榨菜指数”被指缺乏科学根据
在“榨菜指数”的逻辑中， 一个城市对榨菜这种低价值易耗品的需求通常会保持稳定，除非流动人口发生变化，因此榨菜销量被当作衡量农民工流向的替代指标。
国内劳动力输入大省的广东，榨菜销售额占比出现下滑，而中西部地区激增，这是否说明了劳动力人口正从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回流？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唐建伟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榨菜销量的变化的确能够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部分现象和规律，但从经济统计和学术理论上看，该指数并不严谨，也缺乏有效的科学根据。
“单单通过一家公司的榨菜销售业绩变化就对整个市场上流动人口趋势做出判断，这样的说法相对片面，也有比较大的局限性。”唐建伟认为，“榨菜指数”更像是一个市场调查，而不是专业的学术研究。
“榨菜的销量和流动人口的变化有一定逻辑关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介绍，在现阶段流动人口收入较低的情况下，“榨菜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低端消费人群变化的参考。
“但随着未来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外来人口城市化的特征进一步加强，收入水平的提高，榨菜未必会成为其主要的消费对象，其销量也就不能作为衡量农民工迁徙流动的指标。”连平说。
李慧勇，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在他的逻辑中，“榨菜指数”是在假定了受众购买力和消费偏好均未改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立。
“例如一个农民工，因为收入水平提高或者饮食偏好改变，不再购买榨菜，但其本身并未迁徙，此种情况下造成销量下跌还能说明是流动人口变化导致的吗？”李慧勇反问。
李慧勇介绍，反映人口流动的经济数据很多，可以通过对各地区人口输入和输出的变化、就业人数的增减以及村镇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比对来总结，“相比榨菜销量，这些数据更权威也更准确。”
因城镇化进程而变
实际上，在“榨菜指数”被热议之前，就已经有学者提出此概念。
公开报道显示，今年4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就曾提出用榨菜的销量看流动人口变迁的方法。
巴曙松表示，未来十年是城镇化非常关键的时期，十年之后人口的老龄化会迅速推进，彼时很多中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回到老家。2008年以后，由于土地成本、资源成本的不断升高，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迁移，这导致相当比例流动人口从沿海向东西部地区回流，粗略估计规模在千万。此种情况下，涪陵榨菜在华南地区市场销售份额的滑落，恰恰说明了华南地区的人口流出速度非常的快，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我国劳动力开始规模性地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大势。
李慧勇认为，“榨菜指数”只是劳动力回流的一种表征，隐藏在其背后的原因则是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东部地区生活成本高、农民工收入结余少，在内陆地区就业机会增加的情况下，流动人口更倾向选择就近就业，这也是当前农民工流动格局变化的主因。”
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从异地城镇化向本地城镇化转变的过程。伴随着这种进程的加快，流动人口的迁徙，其就业岗位、居住地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就自然地表现出来。
“不只是榨菜，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动，可能方便面、服装、饮料等和低端流动人口相关的消费均会有所变化。这里面的顺序是，先有城镇化，再到人口流动，最后反映到经济基本面上的转变。”李慧勇说。
今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与经济学者的说法相吻合。
报告显示，2012年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较快，回流趋势明显。
此前，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相关人员曾表示，预计2013年河南省将有50万农民工回流，减去还要继续外出务工的人员，大概有20万-30万的净回流。
2011年，河南省农民工省内就业人数首次超过了省外就业人数。2012年，作为西部地区人口输出大省的四川，也出现了农民工省内就业人数超过省外的现象。
面对劳动力回流趋势，有学者认为，如何加快相关的医疗、住房、教育、公共服务，符合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发展要求，将是横在部分地方政府面前的难题。
唐建伟认为，人口回流是一种自主的市场行为，政府要做的不是干涉，尽快放开户籍制度，让劳动力不受限制，在未来可以像其它资源一样由市场自由配置将会是大的趋势。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回流潮的规模会进一步加大。多年以来的户籍制度，很可能将由中西部地区的三四线城市率先打破，这也许才是‘榨菜指数’给我们带来的真正启示。”唐建伟说。
■ 背景
趣味经济指数兴起
事实上，在“榨菜指数”之前，经济学上就出现过多个类似的概念。
在今年博鳌论坛上，任志强曾提出“啤酒指数”的概念，意思是通过对农村啤酒销量的增减，得出外出务工人员流动的变化。他表示，随着近年来农村啤酒销量不断攀升，证明农民工回乡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城市失业的压力就越大。
此外，还有人用“扑克指数”去看失业人数的变化，扑克牌销量越多，即失业人数越大，是经济下行的表征。
而早前的西方经济学中，类似的趣味经济指标就已经开始流行。
1986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提出著名的“汉堡指数”，该指数将世界各国麦当劳里的巨无霸汉堡包价格，根据当时汇率折合成美元，再对比其在美国的售价，用来测量两种货币在理论上的合理汇率，从而得出该货币被“高估”或“低估”的结论。
在该理论的逻辑中，假定相似的食品无论在哪里销售，其价格应当是相同的，一旦价格存在差别，意味着货币出现异常情况。
2010年，《经济学人》提出“克强指数”的概念，用以评估和衡量中国GDP增长量的指标。
该指数源于对李克强总理2007年任职辽宁省委书记时，喜欢通过工业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信贷发放量三个指标分析当时辽宁省经济状况，用三种指标结合的方式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的趋势。
在此之外，西方的经济学中还曾出现过“口红指数”、“裙摆指数”、“内裤指数”等类似的概念。
相比晦涩难懂的专业经济学数据，类似“榨菜指数”这种带有趣味性，多为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所得到的指数，反映出的经济现象更加生动形象，并且简单直白，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
“榨菜指数和其他经济概念类似，都属于趣味经济学的范畴，是对专业经济数据的补充。”李慧勇认为，这些趣味经济指数的兴起，其背后存在一定的智慧和逻辑，能证明一定的经济现象，但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数，缺乏严谨性和科学性，不能用其单独衡量和定性宏观经济活动中的变化。
近期，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中国究竟需要多少“
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城市要和谐舒坦，不仅在于地标、GDP等宏大叙事的内容，更在于过好柴米油盐的小日子。中国还走在城镇化的路上，不谈国际水准，自己的目标还是有的。步子大一些、速度快一些、效率高一些，是人之常情的追求。但历史也告诉我们，越是大步向前的时候，越容易迷失方向。对于城市发展，逆耳忠言很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就提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 ”
一句话，城市不能“贪大求洋”。
只是，就像人人都有膨胀的冲动一样，脑袋发热的城市也不少。对于今天的中国城市，媒体总结了三种症结：一是定位过高，省会城市意在国际化城市、大区域中心城市，一些中型城市也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二是速度过快，譬如西南一个县级市，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消化现有住房的周期超过15年；三是用力过猛，江苏一个镇，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言称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
这些闹剧，看似笑谈，却裹挟着看不见的风险与矛盾。
先不谈资源能源及官民关系，只看看最直观的“钱债”。以始于2008年的大同“造城运动”为例，根据媒体调查，目前大同地方债务已超过百亿元之多，参与大同城建的建筑商纷纷“败走麦城”。仅大同魏都新城一个小区，地方政府欠工程款就达3亿元之多。正因如此，眼下不少媒体以“延安千亿"削山造新城"，造城运动恐成债城鬼城”为题，警醒其借债造城的风险。这样的警示，其实还有更权威的声音：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的审计结果也显示，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地方偿债压力也在加大。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
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相去甚远。用华远地产(600743,股吧)董事长任志强的话说，“这几年，城镇化率在逐年提高，不少农民"市民化"，城市常住人口约52%，而户籍人口只有大概35%。这一程度上反映的是"伪城镇化"。 ”城与人，靠拉郎配的方式是没法构建起良好生态链的。那么，为什么城市都爱造新城、铺新摊子？
这里无非三个因素使然：一是暴发户式的炫耀心理。据统计，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有87%是在中国，而在排名全球前20位的高楼中，有10座属于中国。一些城市有钱了，却未能养成与民为善的气质，于是只能从高楼与新城中寻找现代化的自信。二是决策轻率而无需究责。城市造成什么样子、投入多大的规模，时常因个别领导的好恶而改变。反正最后是拍脑门决策、拍屁股走人，人走政息后，“烂尾”的新城宛若鬼城。这里主要是两个问题：对城市走向缺乏科学审慎的程序决策，加上预决算约束机制“牛栏关猫”—城市就成了官员想象力的试验场。如果还要算上一个因素，那就是社会对城镇化的误解，以为城镇化一定就能带来就业与消费，带来福利与机遇，以为城镇化就是 “房地产化”、急哄哄挤着去沾染 “大城市病”。一边造城，一边拉人，最终完成的只是形式政绩的一次演出。
城市往哪儿走？这个问题很重要。闭门造车的时候，起码还要听听门外的市民的声音。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也是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如果热度不减的造城运动弄得 “城不像城”，一旦户籍门槛等问题被解决，“坏城市”恐怕真的要成“空城”。起码，每个奔跑中的城市，都应停下来等等那些跑得气喘吁吁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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